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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定文化自信 促进民族复兴

时间:2018-01-08   来源:中国艺术报 点击:
 

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:“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,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,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”这是在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,党中央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活力,繁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,建设文化强国,所吹响的进军号。

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,是在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滋养下,党领导广大民众于革命、建设、改革过程中,所创造的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。它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,具有蓬勃的生命力。民族文化,是一个民族的灵魂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其本质乃是民族文化的复兴。一个国家能否在世界上挺直民族脊梁,主要是以民族文化做支撑。放眼世界,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巴比伦、埃及、印度文明,均已断裂和消亡;唯有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传承至今仍然生机勃发。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所熔铸的民族精神,始终激励着世世代代的民众奋然前进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“坚定文化自信”,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,弘扬中华民族文化,振奋民族精神,促进各民族大团结的指路明灯。

  高度文化自信,来自中华民族文化具有恒久的、从未间断的、统一的稳定性与变革性

  民族文化,其实质乃是各民族在精神上把握历史进程的一种形态。民族文化的兴衰,直接折射着民族精神的本来面貌。中华民族文化绵延至今从未中断,除地理的、气候的原因之外,自秦以来建立的中央集权制,统一的全国文字,从汉代起确立的以孔子儒家经典为准则的伦理道德观、价值观,为自汉到清各个时期政治统一、文化统一、国家统一,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即使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期,他们也没有以自己的游牧文化取代汉文化,而是把游牧文化融入汉文化,以汉文化治理整个国家。

  仔细说来,中华文化的稳定性,还来自中华大地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。这对增进各民族大团结,维护国家统一,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商周时期甲骨文、金文的运用,青铜器、玉器等国之重器的出现,西周至春秋《诗经》的流传,战国《尚书》以“史”入“典”,标志着华夏文化的形成。秦王扫六合,建立中央集权制,使得各地多元文化得到了迅速整合,为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,奠定了基础。除了“车同轨、书同文、行同伦”(《礼记·中庸》),“悉内六国礼仪,采择其善,

  虽不合圣制”,在文化上也要兼容(《史记·礼书》)。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确立了以汉族为主、各民族共生的“天下为一,万里同风”(《汉书·终军传》)大一统的文化格局。汉文化对周边各民族产生的影响,至为深远。南北朝时,魏文帝为使鲜卑族尽快融入汉文化,主张与汉族通婚,姓氏、官服、官方语言一律汉化。宋时辽国主张以汉文化发展本民族文化,认为“孔子大圣,万世所尊,宜先”(《辽史·义宗倍传》)。女真人金熙宗读《尚书》《论语》,并依据汉制进行改革。党项族建立西夏王朝,借鉴中原政治制度,推行儒学教育。元代灭宋统一中国后,重视汉文化,尊封孔子为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,设立书院竟达四百余所。明代至清中叶,以王阳明“心学”以及四大文学名著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,复又呈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。所以说,中华民族文化,它是汉族文化与其他各民族文化融合而成的,是增进民族团结、强化全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。

  通过世界文化发展史可以看出,凡断绝了文化传统,这个民族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民族活力。中华民族文化数千年来依然郁勃雄强,就是因为它具有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”不断创新的能力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“坚定文化自信”,必定点燃熊熊的中华民族文明之火,在新时代,引导全国人民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

  高度文化自信,来自中华民族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与吸纳性

  我在《永远开放的中国美术——再论挺直民族脊梁》一文中曾经谈到,中华民族文化,历来对外总是采取开放态度,吸收外国文化优长之处为己用,而不被域外文化摧垮、促使中华文化解体,具有强大的吸纳性——即融外来文化有益成分,成为中华文化一部分。东周末年,由于贸易、战争等原因,已经打开了对外文化交流的通道。如长沙战国墓出土的琉璃,云南滇王墓发掘的玻璃、玛瑙,均产自印度、缅甸。在新疆塔里木发现的一枚国人陶土印章,设计的竟是希腊纹样,表明当时华夏民族与希腊,在文化上有了交往。特别是我国传统图案“缠枝莲”,则是从希腊经罗马、大宛传入。

  汉武帝时,中华民族已经形成极为强盛的统一帝国,北败匈奴,西伐大宛,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,开辟丝绸之路,成了世界经济、文化交流的大动脉。大将霍去病击败匈奴,于河西走廊设立四郡。汉明帝时,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。汉桓帝时,罗马皇帝马可·奥里略·安东尼派使者到洛阳,献象牙、犀角等礼品,两国交往增多。南北朝时期,是印度健陀罗文化、笈多文化,融入中华文化最为活跃的时期。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我国敦煌、麦积山、云冈、龙门四大石窟,主要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凿的。

 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国力最为雄强、最为开放的时期。贯穿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,已成为中外政务、商贸、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。贞观年间,波斯5次派使节来华,多人在华入仕为官。高宗至玄宗百年间,拜占庭曾7次遣使长安。在唐代,阿拉伯帝国派来使者,竟有37次之多。来华经商的阿拉伯人、波斯人,不下10万人,当时允许波斯人在华传播景教、祆教、摩尼教。明朝时,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,使得欧洲走上了以坚船利炮向海外扩张的殖民主义道路,破坏当地固有民族文化。虽然郑和7次航海下西洋,也没能改变“天朝至尊”故步自封的境地。近百年来,经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,许多人期待以西方科学、民主意识,改造社会弊端。但唯有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,带领全国人民,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,实现了科学共产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。

  改革开放40年,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发展新时代,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,立足当代中国现实,吸收外国文化长处,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。

  高度文化自信,来自中华文化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独特性与先进性

  中华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,有助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,这是促进世界文化繁荣的重要因素。在明代采取闭关政策之前,中华文化以其庄重、高尚的品格,对周边地区始终具有辐射的作用。中华民族文化,主张个人的命运,永远从属于民族的、国家的命运,这是儒家维护国家统一、光照千古的价值观。应该看到,儒家崇道尚德、乐群贵和、明义重公的思想境界,自强不息、刚健进取、厚德载物的豪迈情怀,都是中华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,也是世界其他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中华文化的先进性,主要表现在尊重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,从各民族文化“和而不同”、共生共融出发,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,共享人类文明。从“软实力”来讲,主要表现在哲学、伦理学、文艺创作诸方面。

  在哲学上,《老子》认为“道”为“万物之宗”,是构成客观宇宙的物质基础,又是推动宇宙运行的原动力。具有不生不灭、“独立不改”的永恒性,永远处于无起无止、无所不在、“周行而不殆”的运动中。《庄子·秋水篇》曰,“小之微也”;《管子·内业篇》云,“气之极也”。这些论述,与2500年后的今天——天体物理学所发现的“暗物质”,又是何其相似。《老子》提出的“道法自然”,“天下万物生‘有’,‘有’生于‘无’”,“反者道之动”,“万物负阴而抱阳,冲气以为和”等自然辩证法,于世界文化史,具有超前性。

  在伦理学上,儒家“和而不同”的价值观,所讲的都是善、美同享,和谐共生。《周易·泰卦》“尚于中行”的思想,到春秋战国,演变为“中和”。《礼记·中庸》曰:“中者也,天下之大本。”而“和”,“天下之达道”。在文艺创作上,“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”的美学理念,“比”与“兴”的表现手法,意象、意境的情感表达,“刚健、笃实、辉光”的艺术风采,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,总是占有独特的地位。唐诗、宋词,就是其例。在当下,为使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,焕发出新的光彩,我们应该遵循党中央的指示,坚定文化自信,坚持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,发展面向现代化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的,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,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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