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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想到编,就觉得不踏实

时间:2018-10-09   来源:解放日报 作者:夏斌 点击:
 

  阔别文坛14载,知名作家张平携新书《重新生活》归来。

  因《天网》《抉择》《国家干部》而为人熟知的张平,曾“搁笔”数十年,转任政府机关。张平坦言,自己干别的,“基本就是个外行”;他更在意的,是“为老百姓写作”,关注民生、关注改革,书写历史进步。

  “《重新生活》是我放在抽屉里时间最长的作品,写完5年后才发表。”张平介绍。新书没有采用以往正面人物与腐败分子直接交锋的叙事结构,而几乎把全部笔力置于腐败分子的家人、亲属身上,讲述他们从“光环笼罩”到“坠入深渊”,而后重新融入社会、振作生活的故事。

  叙事视角的转换,传递出怎样的“清气扑面”?《重新生活》的创作,对主旋律表达创新有何启示?张平有一番独到观察和深切体会。

  一记耳光

  开启一段涅槃重生

  读书周刊:延门市市委书记魏宏刚的外甥女绵绵挨了一个耳光,是全书的开场情节。请问,为什么会这样设计?

  张平:有段时间,民间流传这样一段话:一等爸爸不说话,二等爸爸打电话,三等爸爸跑上跑下,四等爸爸又打又骂。对老百姓来说,把打当作教育孩子的一个手段,是件没有办法的事情。

  过去,市委书记的外甥女绵绵,有什么问题,绵绵爸爸最多打个电话就能解决。就像上重点高中,连电话都不用打,学校就有人把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可等到市委书记落马后,这个外甥女就像从云端突然掉进了泥坑。绵绵爸爸不仅要跑上跑下,而且跑得毫无结果,甚至处处受气、无端受辱。

  如今,不仅要自己花重金聘请辅导老师,人家还不怎么上心。最想不到的是,刚把老师送出门,回来一看,孩子竟然睡着了。所以,一气之下就给了孩子一记耳光。

  这是绵绵爸爸第一次打孩子。同多数父母一样,打孩子就像打自己一样,又心疼又自责,痛苦得无以复加。对这个家庭,这记耳光是一个标志性事件。过去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消失了、不存在了。他们需要像涅槃重生一般地去适应、去承受。除此之外,别无选择。

  读书周刊:《重新生活》没有浓墨重彩地描述各种官场故事。可您说过,这才是“一部真正的反腐作品”。听上去是不是有点矛盾?

  张平:只有揭示出腐败是对所有人的戕害和剥夺,才能激发人们对腐败的反思和痛恨。事实上,腐败行为并不只是贪污了多少财物,更是制造了一种特殊的生活。只有全民反腐、制度反腐,才能有效遏制。

  《重新生活》中,落马书记的姐姐、姐夫、外甥女,大体正直正派,但还是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好处。最终,他们都落入那种分化的、不同的生活环境之中。由此,《重新生活》得以开启一个重要视角,那就是由特殊生活向正常生活的迅速回归或者说坠落。

  揭示这种反常生活的本质,铲平贪腐者与民众之间的鸿沟,是反腐败斗争的一项重要工作、一个基本任务。贫富悬殊、腐化堕落的悲剧,不能也不允许长期存在于我们国家。这就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奋争。

  腐败“通吃通杀”无辜者也会成受害者

  读书周刊:初稿写成后,为何要放进抽屉?

  张平:这部作品写好后,放了5年没有发表,我想再看看、再等等。党的十九大以后,我对该书的出版有了信心。作品的主题是符合中央精神的,我的一些提法也是符合反腐败形势斗争的。

 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。美好生活的定义是什么?就是要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愿望,体现人民群众的价值与诉求。它必定是各阶层、各群体共同向往的生活,是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的生活。那种特殊生活,是与美好生活向往背道而驰的腐朽生活。只有刮骨疗毒、壮士断腕,才能铲除这道鸿沟。

  这就是我在《重新生活》中的一些思考,也是这部作品的立意和主题。虽然做了5年的准备和等待,但我觉得值。

  读书周刊:《重新生活》的书名,又想传递怎样的深意?

  张平:作品中的几个主人公,包括落马书记的母亲、儿子及司机等,都是腐败行为的受害者。他们的人格和工作表面上看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影响,但社会上、精神上带来的无形打击是双重的。面对这一切,只能从头开始。

  丁丁是落马书记的唯一儿子。在失去父母的庇护之后,他根本不懂如何在社会上自力谋生、独立生存。这与他的同班同学陈玉红形成巨大反差。

  陈玉红是普通人家的孩子,从小就需要自谋生活。尤其是在父亲重伤后,16岁的她几乎挑起照料全家的重担。尽管是一个弱小的女子,但她对生存之道了然于胸。她知道什么是“五险一金”,知道怎么抓药、做饭、买菜和交纳房租,知道怎样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;她知道如何应对贫困,如何躲避灾难,如何在夹缝里生存;她还知道社会的险恶、世道的艰难、人心的叵测……

  相比之下,人高马大的丁丁,在必须面对、必须自立的重新生活中,居然一筹莫展,甚至一再被骗。若不是陈玉红的及时相救,等待他的将是灭顶之灾、牢狱之祸。还有绵绵,这个落马书记的外甥女,在失去舅舅光环的呵护后,精神几乎崩溃,以至于最终昏倒在考场。

  《重新生活》真正想告诉读者的是,腐败“通吃通杀”,无人可以幸免,包括腐败者的孩子和亲人。重新生活的归途漫漫,但充满希望。伴随“清气扑面”而来的,必定是万紫千红,必定是文化振兴与风气新生。

  长达6分钟的独白引发数次掌声和欢呼

  读书周刊:18年前,小说《抉择》被改编成电影《生死抉择》,成为首部票房过亿元的国产影片。这是不是一部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作品?

  张平:《抉择》是1997年出版的作品,写了一群下岗工人,写了一个曾经在这个工厂工作过的市长,还写了在企业转制过程中把一个大型国企据为己有的几个工厂领导。

  说到《抉择》,不得不说起我的另一部作品《凶犯》。它讲述一个复转军人舍身保卫国家林场的故事。《凶犯》也改编成了电影,名字叫《天狗》,囊括当年国内的各个电影大奖。

  后来,有导演想把《凶犯》拍成电视剧,但希望把故事背景放到城市。故事框架还是那样,不同的是复转军人保卫的是工厂。这样一来,电视剧的情节会丰富很多。

  我接受了这个建议,然后开始走访那些正在转制的、只剩下一个“空壳子”的企业。本来希望得到的素材是,这些企业在转型期间,一些工人偷盗、抢劫工厂机械和财产,最终被复转军人以生命的代价予以制止。

  但采访的结果完全相反,誓死保卫工厂的恰恰是那些工人。大到机器、门窗,小到一颗螺丝钉,工人们不允许任何人私自拿走。真正“偷走”整个工厂的,是那些化公为私的腐败干部。

  20多天的走访后,我和导演的思路彻底改变了。导演动笔改编了一部反映下岗职工生活的电视连续剧;我则写出了长篇小说《抉择》,痛斥那种赤裸裸的腐败现象。

  记得创作《天网》《法撼汾西》时,文学作品中还只能说有不正之风、有官僚主义、有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等。而在《抉择》里,已经可以具体描写党内存在的严重腐败问题,包括集体腐败行为。这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是一个大的突破,相当于闯了一个“禁区”。

  随着时代的进步,现在看小说和电影,已经没有那么震撼了。但我第一次在现场看《生死抉择》时,电影院里一次次响起掌声,很多人还哭得稀里哗啦。电影中市长李高成有一段长达6分钟的独白。这本是电影表达颇为忌讳的事情,因为通常没有人会愿意听那么长的独白。但没想到的,恰恰是这个独白,引发数次热烈掌声和欢呼。

  写作机会均等公正

  关键看作者的素养和勇气

  读书周刊:从作家到干部,这样的跨越是怎么来的?

  张平:我不是大学一毕业就去行政机关的。做领导干部,基本就是个外行。真正的领导干部,都是一步一步干上来的,先是镇长、镇党委书记,再是县长、县委书记,而后是市长、市委书记……我认识的领导里,还有从村里的生产队长一直干到副省长的。

  我之前一直是写作者,而后突然被任命为省领导;5年后离开政府,感觉上同过去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。所以,我的心态和感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,也没有感觉到二者之间有什么心理或精神上的跨越。不论做什么,我一直是作家的心态和眼光。

  当然,要说没有变化也不尽然。比如,刚开始时的严重不适应。我曾请教过无数朋友,他们大多一笑了之,说什么小说写得好,领导干部也能当得好。

  好在,也得到过一些指点。比如,“对待下级要像同事,对待同事要像领导”,“当领导干部不是什么都懂,凡事不懂不能装懂。实事求是,才能赢得尊重”,“领导方式和方法各有不同,也各有优劣。用不着刻意去学,你的风格就是你的风格,你的个性就是你的个性。作为领导干部,不要怕别人议论。别人说你没魄力,你就整天发脾气;别人说你没亲和力,你就故意跟人拉近乎……这样做,既做作,又不自然,以致邯郸学步、适得其反”,等等。

  刚去机关工作时,有一次跟当时的省长去考察文化超市。挤电梯时,有两个人正在骂街:“什么狗屁领导,现在的领导有他妈的几个好东西?”本想理论一下、说明情况,但省长按了我一下,示意不要吭声。事后,他对我说:“当领导就是挨骂的。”这句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,后来碰到类似情况,就会想起这句话,心态就能平静下来。

  读书周刊:这段宝贵经历,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?

  张平:在省政府工作,可以让人看到更大的世界,看到以往当作家时不可能看到的一些情况。也就是说,我得以了解乃至进入更多的社会群体或者说社会圈子。这里面,既有酸甜苦辣也有喜怒哀乐,既有大爱大美也有至痛至恨,一样充斥着人性的光辉和灰暗。

  尽管看到了更多的东西,但并不是说人与人之间会有多大的不同。其实,人性大体是一样的,关键在于个人的选择、努力和机遇,以及生活环境不同所造成的不同结果。

  对文学创作来说,占有更多的素材,也不意味着就能写出更好的作品。写作可能和当官不一样,写作的机会永远是均等公正的。作品的成败,关键还是看作者的才华、作者的素养,看作者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和直面现实的勇气。

  有所得必有所失。有人说我这5年是“高薪体验生活”。我真不知道,这句话是对还是不对。但不管怎样,这5年的经历,对我的影响是终身的。我真诚感谢有这段经历,也会珍惜它、回味它。

  主旋律题材

  来不得虚假和含糊

  读书周刊:从《天网》到《抉择》再到《国家干部》,您的很多作品“叫好又叫座”。请问,有什么秘诀?

  张平: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小说家。有的在饭桌上听到一个故事,就能写出一个精彩的长篇;有的在故事成堆的环境里生活多年,写出的小说依然味同嚼蜡。作家的才华,关键看你对生活的敏感度,以及对生活的认知能力和概括能力。

  文学创作,真的是因人而异。对于相同的题材、素材,不同的作家写出的东西往往会完全不同。有的作家认为,世界上没有比写作更轻松的事情了,一坐在写字台前就会心旷神怡、无比快乐;有的作家则觉得,写作是一个痛苦的过程,一部作品没有写完就会住进医院。有的作家写作,更富于冷静和理性,事先有成熟样稿和详细大纲,然后不慌不乱、有条不紊地开始创作;有些作家则相反,有个开头、结尾和故事,就大笔一挥,哗哗哗哗地写了下去。我大概属于后者,这种写作方式一定要基于深厚的生活积累。

  读书周刊:很多人觉得,小说家都是“编故事的高手”。在现实题材、主旋律题材创作领域,这样的评语适用吗?

  张平:我的写作方法其实十分笨拙,很多小说都是采访出来的。《凶犯》《孤儿泪》《天网》《抉择》《十面埋伏》《国家干部》,几乎都有真实的原型和事件。所以,我从来都不是“编故事的高手”。我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会编故事,只要一想到编,就会觉得不踏实,无法下笔。

  这可能与我一直以近距离的方式进行现实题材创作有关。题材距离现实生活越近,就会越难写。就像人们常说的,画个魔怪鬼神、龙凤麒麟容易,但画个大家都熟悉、都常见的人物和动物则很难。现实题材描写的是大家熟悉的事物,必须一丝不苟,必须认认真真,来不得半点虚假和含糊。

  坦率地讲,作品的真实性必须建立在细节真实的基础之上。这对现实题材尤其重要,也尤为艰难。现实题材的细节描写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虚构,每一个字词都不能有丁点差错。

  比如,《重新生活》中一个双规前的宣布内容,我就询问了多位纪检监察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。还有,对违法违纪嫌疑人实施住所搜查,涉及纪检条例和法律规定等多方面的知识,每一个行为都要查阅很多资料,要去纪检监察部门认真了解情况。所有的言谈举止都必须在法律和规则的框架之内,否则就会出问题,就会出格,就会失去作品的真实感和严肃性。

  很多读过《重新生活》的人给我说,感觉太真实了。阅读过程中,他们常常会忘记这是一部虚构小说,摸不清虚构和现实的界限。还有读者告诉我,《重新生活》让他第一次看到了宣布“双规”的场景和细节,让人看到了“抄家”究竟能抄出些什么东西、“抄家”的法律依据在哪里。

  当然,好看的作品必须符合生活规律,必须在真实基础上描写和加工。《重新生活》中,原先设想过很多丁丁的悲惨经历,但最终还是否定了。事实上,一个落马书记的孩子,往后还是可以得到很多帮助和资助的。要符合生活的真实,就不能那样来写。这是尚难去除的现实因素,也是需要反思乃至批判的现象。

  所以说,现实题材、政治题材的写作,真实性是第一要求。它既是要求,也是底线,更是基础。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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